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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的秋天，父亲攥着选取通知书，走进了上海轻工业学院的大门。那个时代，饥饿像影子相同黏人。父亲总说，这辈子他尝过的最金贵的滋味，是同窗好友徐阳母亲熬的那一锅桂花糖藕。徐阳是地道的上海人，见父亲顿顿就着咸菜啃馒头，便拽着他回胡同里的家。

  木楼梯在脚下咯吱作响，似乎随时会散架。一进门，煤球炉上那口黢黑的砂锅正“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温热的蒸汽裹挟着浓郁的桂花甜香，充满在狭小的厨房里，瞬间驱散了深秋的寒意。“小殷来啦？”徐阳的母亲系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掀开锅盖时，一团白雾扑上她的脸庞。藕段被糯米塞得鼓鼓囊囊，糖汁熬得浓稠透亮。筷子悄悄一戳，蜜汁便从藕孔里汩汩渗出，在粗瓷碗底积成琥珀色的一汪。那甜美软糯的滋味，连同胡同里的烟火气，从此深深烙在父亲的回忆里。

  结业分配那天，细雨如丝，绵绵不绝。父亲被分到高邮水泵厂，徐阳则去了温州。两人在湿漉漉的月台上分吃了一包桃酥。“今后来上海，必定还要来我家吃糖藕……”火车汽笛长鸣，父亲钻进车厢，怀里揣着徐阳硬塞给他的那个铝饭盒。翻开一看，几块糖藕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外表的蜜汁已凝成了一层晶亮的糖衣。

  在水泵厂的十年，父亲好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他戴着磨破了的劳保手套，日复一日地转移沉重的铸铁件，掌心的老茧厚得连筷子都捏不稳。食堂的铁锅里永久翻滚着不见半点油星的白菜炖豆腐。一次，工友递给他半截煮得发白的藕，他咬了一口，眉头马上皱了起来，那滋味寡淡、涩口，好像嚼木头。“这要是把藕孔里填上糯米，”他下意识地自言自语，“再灌上红糖浆……”工友们大笑：“小殷这是饿昏头喽，做梦都想着吃！”

  只要父亲自己理解，在那些被机器轰鸣碾碎的漫漫长夜里，他心头环绕的，总是那条窄窄的胡同。煤烟的气味混着桂花的甜香，似乎正从回忆的窗缝里丝丝缕缕地钻进来，徐阳母亲的声响忽远忽近：“小殷啊，锅里还有，再来一碗？”

  2005年退休后，父亲回到了泰兴老家。一日，他在收拾旧物时，翻出了一张泛黄的结业照。相片边际爬满了霉斑，二十几个年青人肩挨着肩，站在教育楼下，父亲和徐阳挤在最前排。“爸，相片上这位叔叔，现在在哪儿？”父亲摘下老花镜，用袖口静静擦洗着相框，“唉，断了联络喽……”窗外的桂花正簌簌落下，他望着远方，轻声叹道：“早年上海的桂花比这个香。”

  本来，徐阳叔退休后便踏上了寻人之路。他曲折寻到高邮水泵厂，但是父亲早已离厂几十年。看门的老头指指街边盐水鹅摊子：“老师傅，吃这个比找人真实。”直到2016年，徐阳在电视上看到《等着我》节目里有人寻回失散多年的战友，他连夜写信给栏目组，信中附上了一张糖藕相片，反面写着：这是立仁（父亲的姓名）当年最爱吃的。

  重逢的日子总算到来。那日天还没亮透，父亲就起了床，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又翻出压在箱底多年的藏青色西服，熨烫得妥稳妥帖。

  车站里，他重复想念着：“浙江来的车，该到了吧？”当出站口闸口翻开，人流如潮水般涌出时，父亲的目光瞬间凝结了，一个穿半旧灰色夹克、拖着个行李箱的老伯，正眯缝着眼在人群里张望。

  “立仁！真是你啊！”徐阳叔手忙脚乱地解开包，捧出一个擦得锃亮的铝饭盒。盒盖翻开，八片丰满油亮、蜜汁晶亮欲滴的桂花糖藕散发出诱人的甜香。父亲咬下榜首口，眼眶瞬间就红了。那滋味，浓得化不开，似乎是把五十年的挂念与年月，都熬进了糖浆里。

  那一晚，两位白叟促膝长谈到清晨。徐阳叔呜咽地说起，他母亲最终的几年里常常想念：“那个跟你来家的小殷，后来有没有吃饱饭？”父亲翻动着泛黄的相册，手指停在一张是非合影上：“当年咱们多年青……”相片里，他们高举着红旗站在广场上，死后是望不到头的人海。

  上一年，父亲八十岁生日那天，我测验复刻桂花糖藕，可糯米总从藕孔里漏出，一不留神，红糖竟熬成了焦炭。父亲看着我的窘态，说：“上学那会儿，胡同口的煤球炉，烟囱是歪的，砂锅是裂的，可那锅糖藕啊，连藕丝都挂着蜜……”

  那一刻，他似乎又回到了上世纪六十时代上海的某个午后，两个青年蹲在胡同口，守着一锅将熟的桂花糖藕。煤烟袅袅升起，带着人间烟火的温度，融进了年月长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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