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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社会生活深度平台化的背景下，掌握市场入口、数据资源和算法分发能力的大型科技公司，已不单单是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它们既组织交易、制定规则，也通过搜索、排序、推荐和接口设置，影响信息能否被看见、经营者能否进入市场以及用户能否自由迁移。由此形成的数字主导力量，已从传统市场延伸至公平竞争、个人权利、公共传播等领域。对其监管的难点，也由“要不要管”转向“如何依法管、怎样协同管以及希望形成何种数字秩序”。

  由英国学者马丁·摩尔与达米安·坦比尼主编的《监管“大科技”——对数字主导力量的政策响应》（果铭、谢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一书，正是在这一关键节点上推出的重要学术文集。该书汇集经济学、法学、传播学和公共政策等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共同回应一个问题：面对兼具多重影响的平台力量，政策制定者有哪些工具，又如何将这些工具组织为相互衔接、彼此支撑的制度体系。

  首先，该书以“政策工具箱”统摄复杂多样的监管方案，用“锤子、斧子和凿子”比喻拆分企业、限制并购等结构性措施，用“砝码和称量”表示对平台行为的持续约束，用“拖把和水桶”指代对在线伤害等负面影响的治理，用“安全口罩和手套”说明用户保护，又以“脚手架和梯子”象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替代性平台发展和所有权模式重构。“用户手册”“剪刀和手术刀”等隐喻，则对应媒介素养和特定领域的精细规则。这一分类表明，数字平台治理的重点是根据平台权力的来源、风险的具体类型和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选择适当的监管手段。

  其次，该书通过不同作者的研究，着力揭示各种政策工具之间的内在联系。拆分大型平台，假如没有互操作性制度、数据可携带和公平接入规则，新进入者可能难以获得用户和数据；删除有害内容，如果不审视推荐机制、界面设计和流量激励，风险还会不断生成；数据保护规则如果只是提高合规成本，也可能反向巩固大型平台的资源优势；数字税收如果仅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也未必能够改变平台商业模式。只有统筹竞争、数据、内容、税收和媒体政策，才能避免各部门“各管一段”、不同措施相互抵牾。整体设计不是简单叠加规则，而是明确政策工具功能及其衔接方式，并为评估纠错留下空间。

  再次，该书将前述政策选择概括为三种可能的数字秩序：一是依靠竞争恢复市场约束，二是将大型平台视为自然垄断并实施严格监管，三是形成由商业平台、社区所有平台、非营利机构和公共服务共同构成的混合数字生态。该书更重视第三种方向，因为平台问题既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自我修复，也难以由单一监督管理的机构包办。相较于单纯拆分企业或固化垄断结构，混合生态更强调通过公共投入、开放接入、多元所有制和竞争机制形成相互制衡的制度结构。

  在竞争政策方面，该书进一步讨论了“平台力量”以及平台在价值创造、价值攫取和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传统反垄断法主要关注价格、产量和消费的人福利，数字平台的控制力却更多表现为掌握数据、组织多边市场、设置交易规则并决定信息与机会的分配。平台既是市场参与者，也是市场组织者；算法既可能提高交易效率，也可能凭借不透明的配置权获取超额收益。因此，政策分析不能只看企业规模和市场占有率，还应考察平台如何分配风险与收益并影响创新方向。

  在平台责任方面，该书提出将监管重点从逐条处置内容转向审查平台设计和运行的系统。书中所说的“注意义务”，要求平台在合理可行范围内，对服务设计、商业模式、推荐工具、投诉程序和资源配置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控制。监管机关判断平台是否尽责，不能只看最终是否发生损害，还要考察其是否建立与风险相适应的程序、是否在推出新功能前开展评估。这样的过程型监管既承认平台并非中立通道，也避免使平台对每一条内容承担绝对责任。

  在数据治理方面，该书将对数据保护的考察视角进一步延伸至平台对数据的收集、聚合、推断和商业利用。相关章节提出，占支配地位的平台在大规模汇集并利用用户数据后，聚合数据的影响已延伸至市场之间的竞争、信息传播和社会公共利益，可优先考虑将平台视为聚合数据的“公共受托人”，要求其以公众利益为导向管理具有公共资源属性的聚合数据，并承担对应的信义义务和公共利益责任。这并非意味着个人数据可以被任意公共化，而是强调数据控制能力应当与公共责任相匹配。为解决平台掌握信息、监管者依赖平台自我说明的问题，该书进一步提出设置独立的“审计中介”，负责平台数据的收集、核验和评估。同时，面对算法推断、用户画像和自动定向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仅靠“告知—同意”难以实现有效保护，还应落实数据最小化原则，探索公共搜索服务和专业化数据受托机制。由此，数据保护不再只是个人授权问题，而成为贯穿数据处理、平台运营、外部监督和公共利益保障全过程的制度安排。

  在分别讨论不同政策领域之后，该书进一步提出“改革必须树立整体战略观”的主张，强调数字平台治理不能停留于单项制度改革，而应围绕数字主导力量的形成机制，对竞争政策、责任机制、数据治理、内容监管和公共制度建设进行统筹协调。反垄断的“锤子”、行为监管的“砝码和称量”、税收激励与公共干预的“脚手架和梯子”，只有目标相互协调、功能彼此补充，才能避免一项政策解决旧问题，另一项政策又引发新风险。该书强调数字平台治理既要加强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衔接，也要思考国家、平台企业与公众之间的权利、责任和治理关系。此外，整体战略观的形成取决于如何理解国家在媒体与信息领域中的角色。该书主张更新媒体自由理论，通过独立机构、透明程序和公开问责，防止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对传播空间的双重俘获。

  对该书的参考，应当置于我国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转型的具体语境中加以理解。我国数字平台治理正由阶段性的专项治理走向常态化、制度化和法治化，既要回应垄断、数据滥用、算法失范和消费的人权益受损等问题，也要兼顾技术创新、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市场活力。因此，该书真正值得借鉴的，是所体现的系统性思维，即把竞争秩序、平台责任、数据权益、公共传播和治理能力理解为相互联系的制度整体。面向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我国数字平台治理还需立足我国制度逻辑，推动竞争监管、数据保护、算法治理、内容管理和消费的人权益保护相互衔接。该书的价值在于展示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如何将对平台权力的批判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方案，并促使以系统、审慎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数字平台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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